新媒體時代研究

1、新媒體時代用戶研究案例

案例一：CNTU

案例二：京東商城

案例三：淘寶網

案例四：凡客誠品

案例五：百度

案例六：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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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媒體時代的具體定義，簡短的

新媒體，應該是指Internet和手機普及後，尤其是近兩年來移動互聯網迅猛發展後的時代。博客、微博、即時通訊、交友網站等信息交互手段，使信息發布與交互變得異常簡單，每個人都是信息時代的主人，都有發言權和評判權，而且，很有可能成為媒體的焦點。而不像以前那樣，普通個體只能作為被動的受眾。

3、中國新媒體網的時代背景

「馬歇爾·麥克盧漢」這個電子世界的「聖人」是名副其實的傳播學大師，他的「媒介即訊息」理論在今天一步步成為現實：新媒體技術帶給人類社會太多的變化。
互聯網作為目前新媒體的主流力量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互聯網的出現固然是人類通信技術的一次革命，然而，如果僅僅從技術的角度來理解互聯網的意義顯然遠遠不夠。互聯網的發展早已超越了當初ARPANET的軍事和技術目的，幾乎從一開始就是為人類的交流服務的。
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科學實驗室的高級研究員DavidClark曾經寫道：「互聯網的最大成功不在於技術層面，而在於對人的影響。電子郵件對於電腦科學來說也許不是什麼重要的進展，然而對於人們的交流來說則是一種全新的方法。」
在互聯網不斷發展的今天，電子郵件、網路社區等等已經給人類社會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變化，由此延伸出的網路文化、網路營銷、電子商務等人文科學的發展也在證明著「自然科學的一小步，人文科學的一大步」。
因而新媒體技術、新媒體行業對整個社會的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然而，目前的新媒體行業處於初級階段，眾多理論、概念、媒體形式紛繁復雜，中國新媒體網作為中國首家新媒體行業門戶，就誕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通過為新媒體從業者以及相關人員提供最權威、最及時的新媒體行業資訊信息，提供最便捷的新媒體行業學習交流的平台等服務，來最終促進新媒體行業的發展進步、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

4、如何提升新媒體時代輿論引導能力

個人認為除了一些常用的輿論引導方法如：靈活運用各類傳統媒體資源，建立立體化的宣傳網路，做好負面輿情的引導、成立相關的輿情管理組織、明確內部組織機構的專業分工、重視和培養第三方力量爭取掌握輿論引導主動權等等外，其實關鍵還在於創新輿情管理工作方式，藉助專業的新媒體輿情監控平台，建立輿情預警、監控工作機制，早發現輿情，對輿情動態進行全面監控。
一些主要的新媒體輿情監控平台專為企業新媒體輿情監測輿論引導而准備，通過對互聯網信息的話題聚合，幫助企業快速了解網路上談論企業的各種聲音，以准確、全面、實時自動三大核心優勢為企業新媒體輿情監測和輿論引導工作服務，來自識微科技商情知識欄目。

5、新媒體時代企業的公共關系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自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引入我國以來，特別是進入web2.0時代以後，以互聯網和手機為主要載體的新媒體日益成為社會輿論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論是國內重大事件還是國際重大事件，都能馬上形成網上輿論。從2003年的「網路輿論年」、2006年的「網路暴力」到2008年的「網路監督」，新媒體在輿論形成和傳播過程中已完成了從配角到主角的轉換，互聯網成為新聞輿論獨立源頭，網路結合手機成為最強輿論載體。特別是由於我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變革時期和矛盾凸顯期，作為社會矛盾和社會利益沖突表現形式的突發公共事件頻頻發生，互聯網作為一種便捷而有效的工具，與各類突發事件緊密聯系在一起，使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少有的輿論超強磁場。與此同時，新媒體輿論關注的議題正在向社會議題、政治議題快速轉化，新媒體輿論主流化、政治化、現實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鍾瑛、余秀才對1998—2009年160起重大網路輿論事件進行研究後發現，48%的網路輿論事件由傳統媒體率先報道，33%源於網路媒體，4%源自手機，15%各類媒體同時報道 ；重大網路輿論事件發生的頻率呈波浪式不斷上揚的態勢（個別年份除外）；涉及的階層以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首當其沖，約占整體的30% ；涉及的事件類型主要集中在政治與民生方面，約占整個案例的39% ；從各類媒體對事件發展的影響看，網路媒體主導事件發展的案例有80起，佔50%，傳統媒體起主導作用的14起，佔9%，多種媒體共同起作用的66起，佔41%。 ［2］這份研究報告進一步表明：新媒體已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輿論的重要載體、負面輿論的主要載體，新媒體輿論指涉的重點是政府機關及其行政行為，新媒體成為推動事件解決的主要輿論力量。

新媒體輿論的空前活躍，不僅影響著虛擬社會，也對現實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給政府管理帶來了雙重影響 ：一方面，新媒體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搭建了便捷通暢的平台和渠道，成為黨和政府聯系溝通群眾的重要橋梁和紐帶，有利於政府推行政務公開，建設「陽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使權力運行置於「無處不在的眼睛」的監督之下，「以權利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和權力尋租，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有利於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問政於民」、「問計於民」，實現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有利於群眾暢所欲言，渲泄情緒，抒解怨氣，及時反映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緩解社會壓力，發揮「排氣閥」和「預警器」作用，從而維護社會穩定 ；有利於政府吸納自下而上的推力，彌補現行公共管理體制的不足，推動公共事件的解決，形成推動改革的「倒逼機制」；有利於政府發揮政治動員作用，宣傳大政方針，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體引發的輿論的空前活躍，網路群體性事件的層出不窮，非理性和情緒性輿論的彌漫，各種虛假信息、網路暴力、攻擊漫罵、謠言充塞網路，政府正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和挑戰。

挑戰之一 ：影響政治上的安定團結，危害意識形態安全。新媒體作為公共信息傳播技術平台，很容易成為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和腐朽文化傳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鋒和輿論斗爭的新陣地。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放言 ：「有了互聯網，對付中國就有辦法了。」近年來，境內外敵對勢力往往藉助國內重大政治活動、公共突發事件、熱點問題等機會，肆意誇大和歪曲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矛盾，煽動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破壞民族團結，挑動民族分裂，宣揚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企圖達到「西化」、「分化」中國的目的。2009年境內外「三股勢力」利用廣東韶關發生的「6•26」社會治安事件，藉助網路和手機進行炒作，製造了烏魯木齊「7•5」事件。在事件發生後，又竭力污衊我打擊暴力犯罪是壓制「民主」、「自由」和「人權」，煽動人們對共產黨的領導、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和仇視，動搖人們的理想信念，為他們的分裂活動大造輿論。近一階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還以侵犯言論自由為名攻擊我對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正常管理，卻無視自身對網路不斷強化的管理和控制。藉助新媒體的意識形態斗爭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很容易誤導不明真相的群眾，這一點尤其值得警惕。

挑戰之二 ：損害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機。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無法得到公眾支持，也無法實現對經濟社會的有效治理，甚至難以為繼。我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轉型時期，由於「非物質文化總是滯後於物質文化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快於觀念和制度的變革，因而人們總是生活在不適應狀態中」，極易滋生諸如浮躁、失衡、焦慮、空虛、郁悶、偏激等不良心態。如果這種社新媒體時代政府面臨的輿論挑戰及應對策略會心態得不到有效引導，往往會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緒化輿論，從政府及其官員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體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條件。據統計，網上有關監督類輿論85%是針對政府、公務員的略帶「攻擊性」的負面輿論。一旦政府及官員捲入網路事件，網友幾乎不分青紅皂白，一邊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絕對壓倒性的輿論聲勢。一些網路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鄧玉嬌事件」、「李剛之子校園撞人致死案」、「微博開房案」等原本是個別官員的問題，但經過「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徑事件被誇大和泛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挑戰之三 ：輿論引導的難度加大，輿論領域的秩序較為混亂。互聯網的發展已步入Web2.0時代。相對傳統媒體將信息以垂直方式傳輸給予目標受眾，Web2.0應用程序則旨在「水平」地傳輸信息，即從原來的「點對面」變為「多點對多點」。Web2.0 時代是「用戶創造內容」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新聞組、即時通訊、電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網路社區等平台發布信息，為輿論設置議題。新媒體消解了國家對媒體的絕對控制以及傳統媒體對話語權的壟斷，使傳統的「把關人」作用弱化以致喪失，導致輿論的源頭不可控，傳播速度不可控，內容分散不可控，輿論容易放大不可控。由於傳統的輿論引導模式在新媒體環境下的失靈，而新的引導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輿論引導空白環節，輿論失范現象時有發生 ：比如社會輿論分散、網路色情泛濫、隱私披露、謠言增多導致妖言惑眾、偏激和非理性、謾罵與攻擊、群體盲從與沖動、國外文化入侵等問題相繼出現。［3］輿論引導在一定程度上出現的失控、失范現象，造成了思想意識領域的混亂，也給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風險和隱患。

挑戰之四 ：網路群體性事件頻發，危害公共管理秩序。憑藉手機簡訊、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微博等載體，新媒體輿論已具備社會動員效應，「組織化」、「落地化」成為現實，網上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相互影響，特別是病毒式傳播的情緒輿論極具感染力和煽動性，能在短時間內形成較大聲勢，引發群體性、政治性突發事件。政府為了處理這些事件不得不耗費大量的行政資源，影響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濫用，導致諸如「網上審判」、「網上罷官」等極端個案的出現，干擾了社會秩序，影響了政府權力的正常行使。在這些網路事件的背後常常隱藏著一批「網路水軍」，他們主要是出於商業目的，經常別出心裁地策劃、「製造」轟動話題，或者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進行「深入挖掘」、「推波助瀾」，推動事件不斷發酵、放大，直到演變成群體性事件，其危害性尤為嚴重。

挑戰之五 ：幹部素質同新媒體時代的要求不相適應，普遍存在「網路恐懼」心理。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民主參與度、信息公開度越來越高，彷彿一切都被置於放大鏡下，許多幹部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不同程度的存在「網路恐懼」心理。人民論壇開展的問卷調查顯示 ：70%的受調查者認為，當代中國官員患有「網路恐懼症」。官員患有「網路恐懼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官員缺乏同新媒體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網路群體性事件正是由於一些幹部的不當處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體、特別是同新媒體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體時代對各級領導幹部的一個考驗。

6、用傳播學的相關理論分析，意見領袖在大眾傳媒時代和新媒體時代下的異同

來自【駒】【集】【人】【才】的回答~~
新媒體時代以來，社會傳播現實的變化帶動了傳播學界的觀念變化，促使傳統的「媒介—受眾」關系研究不斷向「新媒介—用戶」關系研究轉變。
新媒體技術誕生的初期，樂觀的技術決定論經常占據主導地位，而當新媒體技術擴散和的比例逐漸提高，學者們又總是適時地轉向社會塑造論，探討新媒體技術的應用何以在社會歷史情境中產生社會影響，進而推動社會塑造的進程。
「新媒體」是一個歷史的、相對的、流動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語境中有不同的所指。每當一個新的傳播技術誕生，「新媒體」和「舊媒體」的定義就會迎來一次更新，這一定義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得以穩固，直到下一次的傳播技術更新。
當前，我們所談論的「新媒體時代」是指計算機技術、互聯網技術、移動終端技術等數字化信息傳播技術誕生以來的這一歷史時期。
新媒體時代以數字傳播、網路傳播和全球傳播為主要特徵。在此，新媒體並不單純指向傳播技術和媒介形式本身，而是同時指向「用來交流或傳達信息的製品或設備;傳播或分享信息的活動和實踐;圍繞上述設備和實踐形成的社會安排或組織形式」。換言之，即區別於大眾媒體時代的新傳播媒介及其相關的傳播實踐和社會情境。
新媒體研究所要考察的，不再僅僅是以往占據傳播研究核心的生產、文本和受眾等問題，而是在媒介、實踐和社會三個層面的交互作用下，新媒體能夠產生哪些區別於傳統媒體的獨特影響，尤其是在媒介融合和媒介化社會的大背景下，新媒體何以成為權力關系得以展開的場域。

7、新媒體的發展歷程經過哪幾個時代？

新媒體發展時代是相對於傳統媒體發展而言的，「新媒體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在今天網路基礎上又有延伸，無線移動的問題，還有出現其他新的媒體形態，跟計算機相關的。這都可以說是新媒體。」
媒體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精英媒體、大眾媒體和個人媒體。這三個階段分別代表著傳播發展的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和信息時代。